1、顾炎武的品质
(1)、羽翰之音虽登于天，而非实际。其如庄周《齐物》之言，驺衍怪迂之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乎？以视车服传于弟子，弦歌遍于鲁中，若鹤鸣而子和者，孰诞孰信？夫人而识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乱，岂非谈空空、核玄玄者有以致之哉。
(2)、顺治四年(1647年)春，孔有德率军攻陷湖广各地，王夫之往湘乡。四月，王夫之与好友夏汝弼投奔永历帝被困在湘乡西南的车架山，作《哀歌示叔直》。五月，清军攻陷衡州，王夫之全家逃散，父王朝聘、叔王廷聘、二兄王参之及叔母在战乱中死亡。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嘱其子女要抗清到底。
(3)、我以为，思想家的历史命运，思想、学说的传播流行，似有一种娇嫩的体格，过冷也不是，过热也不是，极难伺候。过热，则全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明中叶李卓吾就提出过抗议，非自“五四”始有反省；过冷，竟至“打倒孔老二”，连带尽数踩踏传统的纲常伦理，是时有识者预感社会将可能失序，至今体味也确非杞人忧天。暂按下这种当下颇讨人嫌的大话，只说他们都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主人公不是真正的恭敬，放着原著不屑遍读，不求甚解，更不愿意遵循知人论世的起码规则，深刻认识主人公的角色命运，认真对话复勘。他们往往无限放大自我，以一已之臆断排挤学术诠释的应然。行为不端者，甚至挟古人以自重，兜售自己的私货;或将古人当其敌对者的替身，大战风车，指鹿为马。如此崇贤或诛贤，均不免以闹剧作结。
(4)、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5)、他们得到的认识往往经过实践检验为有效，即“古人于人事也信其有功”。认识到的内容也足够丰富而复杂。所谓“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后人之所能测也”。载体亦确实，表达亦充分，即“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而且，古今的人生经验、社会现象很大程度上又有着明显的延续性。所谓“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又如“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之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为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因此，参考古人已经获得的认识，再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就能够应对现象及其规范的无限性。
(6)、(17)《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2页。
(7)、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愧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8)、(8)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5页。
(9)、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字宁人，号亭林，是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大儒。万历四十一年，顾炎武生于昆山，崇祯十六年(1643)捐赀成为监生。清军攻占江南以后，他曾受职于南明朝廷，并组织抗清武装。顺治七年(1650)以后，顾炎武为了避祸，易容商贾，奔走他乡。顺治十二年(1655)，顾炎武为邻人叶方恒所讦入狱，经好友归庄等人营救方脱难。两年后，顾炎武离开江南，在华北诸省游历著书，声名渐起，却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10)、姜子牙 杨 炎 韩 非 李 冰 张 骞
(11)、张之洞的非常之举既表现了他推动黄宗羲从祀孔庙的决心，更可借此窥见，他将清末立宪所试图创造的新型政治形态，理解为正是建立在儒家强调君臣共治、王权为民的思想脉络的基础之上。这条线索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时期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解，孟子、方孝孺、黄宗羲等人都可算作这一脉络中的人物。(50)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较为强调皇权的权威、主张君主绝对权力的一系，这一系由于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而长期占据优势，例如延续已久的关于“汤武革命”的争论，就是这两种思潮交锋的表现。事实上，在关于黄宗羲从祀的争论中，“汤武革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符号，中西政治观念的交锋被直接转化为儒学内部古老的争论，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思想史上的戏剧性一幕。
(12)、傅青主在中医的很多科，像是内、外、妇、儿这些方面都有着极高造诣。医理上，他注重气血，主张攻补兼施；思想上，主张儒家义理与医理相通，且重视民间单方、验方的运用；治病不拘泥于学派；用药不拘泥于方书。
(13)、而后他评论说：“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那么，这里的“耻”约略等同于内心的惭愧之情。但顾炎武并不信任这种纯然内在的心理活动，他说“耻”还和“名”有关。所谓“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具体而言：
(14)、清军入关，王朝更迭，中国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马士英、阮大铖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政权，被征聘为兵部司务的昆山志士顾炎武带上其撰写的救危复明之策《乙酉四论》欲赴金陵任职。然而昏聩荒淫、同室操戈的弘光朝廷使其梦碎当场，毅然回到昆山组建义军，誓抗“剃发令”，投入到了血雨腥风的家乡保卫战中。起义失败，至亲惨死，顾炎武又因长期觊觎其田产的乡人叶方恒的陷害锒铛入狱，幸得好友归庄鼎力相救方解危困。当其得知归庄是以代投门生帖求至二臣钱谦益门下才出囹圄，竟一意孤行，金陵索帖，让文坛领袖恼羞不已，深陷尴尬。国仇家难交相煎迫，在大势已去、复国无望的现实中，为了寻找出一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民本经世之路，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谒师访友，著书立说，开始了二十五年的不归之旅……
(15)、在反对者的眼中，三儒从祀决不仅仅是礼制上的争论，也非纯粹的学术理由可以决定，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既关乎当时的政治走向，亦将反映出朝廷的政治目标，所以必须慎重。胡思敬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
(16)、顾炎武14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要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两人性情特异，为乡里俗人所不容，被一并称为“归奇顾怪”。顾炎武苦读14载，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于是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这为他以后的学术方向奠定了基础。
(17)、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变卖家产，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25年间，他遍历大河上下，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同时广交师友，砥砺学问。后人记载顾炎武在旅途当中往往用骡马载书随行，每到一处，都会访问当地故老，将所见所闻与书中的记载相参照，一旦发现不同之处就记录下来，详加考辨。他一生学问的结晶《日知录》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18)、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纵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则说，信则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几，而况乎汉唐之盛，不难致也。
(19)、黄老学派则介于法儒之间。允许工商业的存在。但在经济上，打压盘剥他们。在政治上歧视他们。视工商为贱民。
(20)、(35)《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1—436页。
2、顾炎武是一个怎样的人
(1)、亭林先生自认一生志业在于编著《日知录》等书，以为此乃“采铜于山”的工作。他并且向人喟叹自己志业的特殊之处：
(2)、傅青主出身在官宦书香世家，家学颇有渊源。年幼时，他便有神童表现，博闻强记，书读几遍就能背诵，十五岁补了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生(享受国家津贴)。
(3)、读顾炎武的《拽梯郎君祠记》，不难看到他是怎样践行其治学主张与做人主张的。他在“北游”的最初两年，跋涉于长城脚下，“藜藿为餐”，沿着当年皇太极、多尔衮两次入关的路线实地考察，决心弄清当年明何以灭、清何以兴的原因。顾炎武践行其主张的勇毅，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实在是让优质文化“活”在生命里的一代宗师！
(4)、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吴三桂兵至衡州，王夫之避至湘乡。秋，王夫之与唐端笏渡洞庭。十四年(1675年)二月，王夫之去长沙水陆洲，刘思肯为王夫之绘画像。六月，王夫之与李缓山、章有谟登衡阳回雁峰。八月，王夫之在萍乡度中秋。九月，王夫之去观生居二里许石船山下里人旧址茅屋，名“湘西草堂”。
(5)、《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稱、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
(6)、(国家一级编剧、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创作部主任)
(7)、法家主张立法为君——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8)、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後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9)、吴伟东是顾炎武的扮演者之主要负责第一回和第四回。他认为，两回书中年龄的跨度是表演时需要克服的首要困难。第一回中的顾炎武30岁出头，反清复明、满腔热血、报国之志，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而第四回中的顾炎武已经是70岁高龄，所以唱腔设计也会随之改变。此外，胡磊蕾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很多有别于传统评弹的创作手法。除了基本的七字句唱词以外，还有三字句、五字句，甚至是四字句。吴伟东在排演中，通过对作品的不断打磨，对人物角色的分析，最终实现了唱腔设计上的突破，展现了《顾炎武》作品中的创新意义。
(10)、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次年九月得旨，命将三儒一并入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三儒应否从祀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度成为朝野上下瞩目的事件，而此时也正是清末预备立宪艰难推行的时刻。孔庙与宪政，这两种看上去完全没有交集的政治文化元素，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11)、教师读经典，是做好文化传承工作的前提。这本《顾炎武文》精选了《日知录》28篇，校订之余，我深感《日知录》确乎是不可多得且常读常新的经典。试就其中《除贪》片段(见附录)谈点阅读体会。
(12)、哲学方面，傅青主打破了宋明儒学正统之见，一反清初多数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独辟蹊径，研究子学。他系统研究并评注百家之学，将诸子与六经并列，提倡 “经子不分”、“经子平等”，冲破了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一开清代子学研究风气之先。
(13)、(45)《礼部郎中吴国镛拟奏》及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卷，第5—18页。
(14)、顾炎武(本名顾绛，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字忠清、宁人，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清学开创者，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15)、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
(16)、前人的历史经验中本来就包含诸多矛盾因素，足够复杂，可供今人参考。如《诗》，则“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如《易》，则“《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世自有主张”。所以顾炎武断言：“人苟徧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此外，在规范判断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前人的历史经验作某种程度的类比和引申。此处重要的是“举隅”。顾炎武说：“学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可尔……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之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和待于三绝哉！”“举隅”当然不是自以为是，还是根据前人历史经验作出的发展。顾炎武曾谈论周武王对待周文王的成法是十分尊重的。他说：“文王之孝可谓至矣。‘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忧、复膳之节皆不敢有过于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后人之立意欲以过于前人者，皆有所为而为之也。”又说：“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但是对前人完全没有发展，可以模仿也是注定要失败的。顾炎武批评一个友人说：“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17)、第三回 《索帖》马志伟 陆人民 张建珍
(18)、傅山，字青主，生于明清交替时(1607－1684年)，山西太原人。
(19)、找到王汎森先生的大文，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功夫上做文章，谓先生“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类武为最”。而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转动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拥而入”，打开新局面。汎森先生认为，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变化”。
(20)、这样阅读文化典籍，优质文化便可能“活”起来。当然，还要由表及里，反复思考，力求比较深入地走进作者的思想。例如，“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做人主张。(这个“文”与《易经》里那个“人文”义同，见《日知录》卷七。)他认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内涵十分丰富，体现了让优质文化最大限度“活”起来的拳拳之心。让优质文化“活”起来，是立德，也是树人。
3、顾炎武人物事迹
(1)、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岗亭，就招呼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面对面开怀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发现与自己以往了解的情况不相符合，他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要毫无疑问才停止。
(2)、以下内容整理自顾德希先生在读书会上的分享，有删改。
(3)、对于书法艺术理论，他也有见地，提出“四宁四毋”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个观点对后世中国书学界乃至整个艺术领域都影响深远。
(4)、仍不离本题扯远。如前所述，亭林之学乃由经义、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组成，糅合为整体，形散而神不散。全部讨论均以治道为中心，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进路，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种种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先生确有许多对策性的建议，但不同于朝廷“策士”。他立足于“天下”(社会)，以苍生百姓为念，注重考察民间经济与士民生计，痛恨苛政暴敛，力主改善吏治，与民休息。所以，包世臣认为，崇尚亭林之学者，务必遵守责实导虚、虚实相符的通则。首先必须自身心正，立其大格局，以民生为本，考经证史意在守圣贤之教，通古今之变；同时，必须走到民间去，重视社会实地调查，详究生民之利病，寻觅济救疏通、移风易俗的方略(可详参氏著《齐民四术》)。如此，方能做到身心沟通，获得亭林所信亦即自己所信的契合体验,然后敢引亭林为知己，以传承发扬亭林之学为旨归，问心而无愧。反之，凡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屑体会亭林之学从何而来、因何而发，借名妄发已论，必不免沦人“臆断”。若以“术疏”为由，轻慢“经世之务”，拒斥其济时拯世的精神，则知与亭林心境有隔，读书无有真收获不足为怪。呜呼，别说宣传承继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样宏大的课题，仅读懂亭林，亦岂可视之为易事哉？！
(5)、可见，在顾炎武看来，“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其原因就在于，东汉自始就重视基本伦常的推广教育。顾炎武说：
(6)、当这个稿子终于在礼部通过，按照程序送到内阁会议的时候，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礼部的覆奏应由大学士、各部及都察院会签，会签当日，吏部尚书陆润庠、邮传部尚书陈璧、都察院副都御史陈名侃已经“画诺”而三位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张之洞及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却突然来到内阁，并且出示了一份说帖，主旨是说《明夷待访录》大旨本于《孟子》，不应当据此黜其从祀，从而强行中止了会签，礼部的覆奏也就以这种极不寻常的方式被否决了。(47)
(7)、黄宗羲这时候干什么呢？这时候的黄宗羲正在建立“世忠营”，打仗呢，誓死反抗。到了后来，实在打不过了，就去隐居了，山林里一藏，作学问，反正不给你清朝干事。
(8)、郭曾炘的感慨也许只是遗老对逝去历史无可奈何的追怀，但是以从祀先儒来挽救危局的设想确是清廷的一厢情愿。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顾、黄、王得以从祀两庑，乃是政府中颇具时代眼光的人士试图对意识形态的神殿作出重新安排以适应并推动新的政治变革的努力。
(9)、崇祯十一年(1638年)王夫之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仲兄王参之赴乡试。只有长兄王介之中副榜。在武昌王夫之结识了黄冈人熊渭公和汉阳人李云田。十月，王夫之与好友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结成“匡社”。十三年(1640年)春，王夫之作诗《送伯兄赴北雍》。湖广提学佥事高世泰岁试衡州，列王夫之为一等。(注：高世泰，字汇旃，南直隶无锡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王夫之以《春秋》第中湖广乡试第五名。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也中举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皆中举。秋，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10)、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弊，贪饕险波，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後，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借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右之间为优矣。
(11)、(25)《陆军部主事裘冕群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12页。
(12)、DOI：19563/j.cnki.sdfx.200005
(13)、此时三儒从祀的最大阻力来自孙家鼐。礼部的覆奏拟定之后，为孙家鼐所闻，他随即作说帖封送礼部，希望礼部能够驳回黄宗羲、王夫之，礼部尚书溥良以奏稿经博采众议而成，不便更张，建议：“如中堂别有所见，盍另折言之?”(54)孙家鼐决定将说帖改成奏疏，并于礼部覆奏之日同时递上，“主从派”亦随即跟上。于是，在光绪三十四年的九月一日，六份奏折同时送到慈禧的面前，其中包括礼部的覆奏，孙家鼐反对顾炎武、黄宗羲从祀的奏折，以及四份极力主张应予从祀的奏疏，一份出于礼部左侍郎郭曾炘，一份出于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一份出于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吴纬炳，另一份则由学部左侍郎严修、学部右侍郎宗室宝熙、署邮传部左侍郎吴郁生、大理院正卿定成、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五人联合署名。
(14)、教师读书，关乎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二者分不开。《易经》说“文明以止(止：谓尽善尽美)，人文也”，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出什么是优质文化，强调人文教化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对二者紧密关系最早的经典表述。
(15)、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16)、(39)《御史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47页。
(17)、王池良坦言，天下无难事，唯有说书难说，评弹艺术家都是多面手，二度创作、唱腔技艺、精气神的度都需要长期学习。为了演好第二回中土国宝的角色，他自己不知动了多少脑筋。由于土国宝是山西大同人，又非常喜欢苏州评弹。为了表现在土国宝攻下苏州城后的兴奋，王池良特地用山西话唱出了苏州评弹的腔，这也是第二回中不可忽视的亮点。
(18)、根据同时人的记述，这些奏折递上以后，“慈禧遍览各折，意不能决，乃独召询张南皮。南皮坚请断自宸衷，准予从祀，至是议始定。”(67)看来，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张之洞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于是，就在正反双方交章争论的次日，上谕：“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68)
(19)、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王夫之居湘西草堂完成《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称帝衡州，求王夫之的劝进表，被王夫之拒绝。王夫之遁入深山作《祓禊赋》以明志。《祓禊赋》今失传，《姜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十八年(1679年)王夫之著《庄子通》一卷。十九年(1680年)王夫之辑五十岁以后未收入《柳岸吟》之诗章为《六十自定稿》一卷。王夫之修成《宋论》初稿。二十年(1681年)王夫之完成《庄子解》三十三卷、《相宗络索》一卷、《广哀诗》十九首。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王夫之完成《说文广义》两卷。十月，完成《噩梦》一卷。十一月，王夫之生重病。湖南巡抚与衡州知州拜会，王夫之拒不见，礼物全数退还。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王夫之完成《经义》一卷，重定《诗广传》五卷。七月，郑克塽投降清廷。十一月，王夫之撰《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和《显妣谭太孺人行状》。二十三年(1684年)春，王夫之大病垂危。秋，王夫之病见起色，王夫之在病中完成《俟解》一卷。十月，王夫之旧病复发。
(20)、既然变化不可避免，就应当提出主张，使得人们向正确的方向转化而前进。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盛治之极而乱萌焉”。因而，顾炎武提出：“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所以抚盛而合众者，众人以上之所能，若夫为盛于衰，治众于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万人百世之规，非大心之君子莫克为之矣。”而这样做的反面，就是固执不变。固执不变就会导致失败，失败又会导致新的错误判断。顾炎武说：“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捍格而不通，则忿懥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与时俱进才是正确的。孔子是这样做的，正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经典的核心思想也是如此。顾炎武说：“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而贯穿于诗书之中的“易”是什么呢？则仍然是变化，即“《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4、顾炎武的评价
(1)、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2)、在《与杨雪臣》一信中亭林先生对自己的一生也曾有总结。他写道：
(3)、老师袁继咸重新被启用，要去武昌就职时，邀请傅青主同去，然而青主婉言谢绝了。由此亦可见青主志向并不在官，也不为名利。
(4)、令人遗憾的是，出于身体原因，盛小云将无法参加本次首演。即便如此，这一次的演出阵容依然非常豪华。盛小云透露，本次出演的大部分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可以说是全江苏省评弹界最好的演员团队。团队在准备过程中群策群力，前期彩排和联排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也请专家团队提出了许多意见。
(5)、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医学。给大家奉上一个有关傅青主的医学彩蛋：现在我们到书店，可以看到两套医学书，一套《陈士铎医学全书》，一套《傅山医学全集》，这两套书相当多内容都一样。到底是谁写的呢？这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呢？
(6)、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7)、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初一(10月7日)子时，王夫之生于衡阳府城南回雁峰。其父王朝聘50岁，母谭氏47岁。王夫之跟随长兄王介之学习，完成了十三经的学习。后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国子监毕业，因拒绝贿赂选官，被罢选返乡，王夫之跟随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在京城拒绝权相温体仁d羽索贿，气愤之下撕毁荐贴，自誓不出“赇吏胯下以重辱先人”。
(8)、“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的传世名言。完毕！
(9)、(22)胡玉缙：《拟准御史赵启霖奏请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许庼遗集》第1册，第115—116页。
(10)、第二回 《起义》钱国华 王池良 陈 琰
(11)、这么说吧，傅青主是著名的道家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医学家、武术家等等，他精通之学横跨多界。所以，今天我们无法纯粹地将他当作一个医学家，而应视其为一个跨界的大牛人来看待。
(12)、近代以来的顾炎武研究者，均承认亭林先生的“清学的开山祖师”地位。个中区别无非是，有的认为乾嘉之学放弃了顾炎武的经世抱负，有的则认为朴学家仍然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对官方理学的反感和抵触。比如，周予同、汤志钧说：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是和其政治斗争相结合的”，而那些“御用学者，无耻地企图掩盖顾氏为学的本旨意，防范而阻塞了顾氏‘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相结合的思想的传播”。陈祖武说：“以后的乾嘉学派买椟还珠，舍其大而识其小，使顾炎武所开创的学风遭到阉割。”董平说：“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与此相对，魏长宝则辩护：“顾氏引古筹今的经世思想，亦在乾嘉史学中得到了回响。赵翼、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阮元、汪中等乾嘉学术的中坚，均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都强调史学经世论，而绝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只是一群埋首于故纸堆中的书虫。顾氏经世学风在他们那里并未中断，而是得到了新的阐发。”
(13)、(49)《军机大臣世续等说帖》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2页。
(14)、(江苏省曲协副主席、苏州评弹学校校长、苏州市评弹团团长孙惕)
(15)、不过，顾炎武讨论制度的作用时，对于“礼”和“律”有所区别。顾炎武也说：“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但是，如前所述，实定法中除了规范以外，还可能包含非规范甚至反规范的内容。此时只依靠实定法治理，则不但不能达到推广伦常、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顾炎武甚至总结出一个十分之三对十分之七的比率：“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因此，就需要把风俗教化摆在实定法之上以综合发挥作用。顾炎武认为古今对比：“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而即便是明代一朝，“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则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无论如何，以伦常、风俗充实改变实定法，实定法仍可以成为不错的阶段性治理工具。所谓“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16)、“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7)、支持者的论述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儒学术精纯，各有本源，足以传授道统。例如法部尚书戴鸿慈的说帖称：“夫之神契张子正蒙之说，作《正蒙注》九卷，《思问录》二篇，皆行于世。宗羲学出蕺山，接姚江之派，闻诚意慎独之说，其所著《学案》为后学访求道统之津梁。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16)二是三儒立身持正，志节皎然，不愧崇德报功。例如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伊克坦、陈名侃联名的说帖称：“考该故儒平生，炎武奉母命而终身为遗老，宗羲遭亲难而哭声震大内，夫之易父质而遍体皆创痕，纯孝卓操，卓绝今古，其足以升祔者一也。”(17)第三则是三儒的各项主张多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所采纳，所以他们不仅是具有精神学问的大儒，更是“发宪政之先声”的政治先知。如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称：“所论敦崇教育、停罢科举、导达君民、针砭风俗、讲求治本、提倡兵学、祛历朝之蠹、增乡亭之职，见于各该儒遗书者不胜枚举，迄今二百余年，凡国家推行之新政，均该故儒已发之微言，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该故儒庶几近之。”(18)
(18)、如果一定要问，亭林先生究竟希望他的著作发挥什么具体的作用呢？众所周知，顾炎武尚有“亡国”和“亡天下”之辨。所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如果说“国家”乃是表面的政治安排，那么“天下”就是作为底色的风俗和价值。按照顾炎武法哲学的要求，仗义执言、移风易俗本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也正因为如此，“明六经之旨，复三代之旧”才成为顾炎武为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和人生方向。
(19)、一般认为，陈士铎是傅青主的学生。傅青主自知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因为自己反清复明的身份，书难以留传。确实，如前所列的大部分书已经失散。
(20)、这道谕旨不但简洁得无以复加，而且并未明发，只是以“交片”下礼部，可谓草率已极。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说：“旧日此种从祀视为至重典礼，均系明降谕旨，今乃仅以交片下礼部，殊非故事。”(69)以往的此类上谕，都要先简述一下先儒的成就，列举从祀的理由，这次之所以全都避而不谈，很可能是因为争论太大，朝廷不便表态的缘故。但于三儒的学术品行完全不置一词，确实不合乎此类谕旨的体例，无怪乎受到胡思敬的讥刺：“以如此巨典，只以二语了之，天下读诏书者不知其所以从祀之故，颇疑三先生之配食，颇似近世人才保荐得官也”。(70)
5、顾炎武人物评价200字
(1)、赵启霖的奏疏递上以后，朝廷照例诏由礼部议奏。礼部奏请“仿照会议政务章程”，由各部衙门开送说帖，将三儒应准应驳之处详细说明。不久就由各部堂官司员等开送说帖26件，其中主张应将三儒一并从祀者21件，未置可否者1件，主驳者4件。(12)就笔者搜寻所及，除此26件之外，陈衍胡玉缙胡思敬(15)亦有说帖，不过只保存于作者的文集之内，应属拟而未上。其中，陈衍、胡玉缙主张三儒应一并从祀，胡思敬则对王夫之无异议，而极力反对顾炎武与黄宗羲从祀。
(2)、《顾炎武研究文集——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3)、反抗失败的顾炎武潜回老家昆山千灯县，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结局还是一样惨烈，没坚守几日昆山失守，城里城外死难者多达4万，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接连着常熟也陷落了，顾炎武的养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
(4)、(59)仅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为例，一个月内就有各省士民、请愿代表及预备立宪公会等共七批通过都察院呈递了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见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5)、自明初以来，“经学日衰，人趋简便”。流衍而下，“自万历以还，是非之途，樊然郩乱”。
(6)、疑罪从无——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孔子提出疑罪从无，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论，比古罗马领先了五百年。
(7)、(7)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关于此次从祀事件中的“国粹”论述及其内涵，笔者拟另文讨论。
(8)、非中医界人士知道傅青主，大概源自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
(9)、礼部的覆奏首先以清朝自己的文化政策化解了三儒的遗民身份问题，称清朝“向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岂有转设文网以绳前朝遗老”？其实此时三儒曾经的反清历史早已不是问题，相反正是到了危亡关头而需要表彰名节的时候；但覆奏之所以这样措辞，只不过是事先探听到孙家鼐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反对从祀而已。(52)关于黄宗羲、王夫之请旨定夺的理由，覆奏称：“夫之所著《黄书》，其《原极》诸篇既托旨于《春秋》，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诸篇，复取义于《孟子》，狃于所见，似近偏激……恐学子昧于论世知人，将以夫之、宗羲为口实。”既提出对二人从祀的担心，但同时又声明他们的著作不过本于《孟子》与《春秋》这样的经典，覆奏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不惟如此，覆奏特别指出三儒著述已经广为流传，朝臣所作说帖又大都主张予以从祀，显见公论所在。在立宪的背景下，覆奏提出“是非听诸天下，固见公论于人心，予夺出于朝廷，尤待折衷于宸断”，就有了将“公论”与“宸断”对立起来而逼朝廷就范的意味。(53)
(10)、(53)《礼部奏》，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卷，第1—3页，此奏又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93—5994页。
(11)、除了新官制的争论，开国会也是预备立宪中引起广泛争论的重大关节。胡思敬对于国会同样深恶痛绝，他说：“立宪之法，以位予君，以权予内阁，君不负责任，责在总理大臣，又设国会以监督之，会d寻隙相攻，总理辄引身而退……君子而充议员，d孤力怯，将屏息而不敢出声，小人而充议员，上藉抵抗官长之力，即下可鱼肉乡愚。”(38)胡思敬认为，朝廷对于日甚一日的国会请愿风潮处置不力，只是“设为淟涊之词以相笼络”，他要求“明降谕旨，宣明国会以下劫上，长奸堕威”，以后凡有渎请召开国会的，“付所司按治”。(39)既然如此，那么胡思敬对黄宗羲“公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也就毫不为怪了。他引《明夷待访录·学校》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话，称“今日内外学堂，电奏络绎，淆乱国是，干涉政权，遂援此为口实”；又引《原法》篇“吾无天下之责，则吾视君为路人”的话，称“今日虚无d派，藐视君亲，平等自由，不受羁绊，遂据此为公理”。不仅如此，在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的时候，“世推为南雷再出”，显见黄宗羲才是“康梁乱d”的始作俑者，此时如果将其从祀，“海外d徒或疑廷臣提倡异学，跋扈飞扬，将益肆然无忌，此岂朝廷福哉”！(40)
(12)、要说硬证据，那也是有的！傅青主留下一种拳法叫作“傅拳”，1988年还出版过《傅青主拳法》一书。可见傅青主是医武兼修的大家。令人佩服的是，这不过是他才华学问的冰山一角。
(13)、明末清初时候，傅青主是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顾炎武的评价就一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14)、《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于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15)、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年卒于曲沃。学问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16)、(23)《法部侍郎绍昌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8页。
(17)、(26)《大理院正卿张仁黼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4页。
(18)、(29)《法部主事梁广照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22—23页。
(19)、礼部的覆奏为何选择在此时上呈，尚无直接的文字可以考索。但是，覆奏距离赵启霖上奏请祀三儒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而有余，各部院衙门的说帖也早在前一年的春季就已经送到礼部，虽然后来礼部的奏稿经过了几次改写，但是拖的时间也不应如此之长。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就在礼部覆奏的一个月之前，清廷刚刚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无论朝野对这部“准宪法”都有什么样的声音三儒从祀的正反双方选择在这个时候展开最后交锋，显然与这种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20)、梁启超似乎说过顾氏为“清学开山祖师”，近年则有“清代经学第一人”“清代朴学第一人”等种种提法。我想，亭林先生自己是绝不会在乎别人如何排座次的。凡是亲见过亭林先生的，都说他“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裙屐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了不足恃。”如是观之，先生既看不起当时“行伪而脆”的这类江浙文人，当然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但若以此而推论先生狂傲得莫名所以，自负天下无敌手，则又大谬不然。试读先生《广师》一文，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接着一口气历数相识的十位学者，云“吾不如”其如何如何，对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长处了然于胸，丝毫不走眼神。但对自己平生著述，自信有传世待后的价值:“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有种种根据可以推定先生颇怀疑世俗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著述，除了前序结尾有含蓄的流露外，也曾在与友人信中写道:“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
(1)、(58)《设立资政院派溥伦孙家鼐为总裁并会同军机大臣拟定院章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6页。
(2)、他制方严谨，由他配伍的很多方流传至今都很好用，如治疗带下的完带汤、易黄汤；帮助妇女产后恶露排出的生化汤。生化汤这个方非常出名，西医产科都会拿来用，甚至形成了规范，规定在产妇产后，统一发生化丸服用。
(3)、(1)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户华为：《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秦燕春：《晚明三大家从祀两庑始末考》，《中国文化》第24期，2007年5月；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的争论》，《船山学刊》1997年第1期；户华为：《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4)、(69)许宝蘅：《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4页。
(5)、要搞清，就须明确不能怎么去想，应当怎么去想。
(6)、表面看起来，梁广照对三儒的负面评价仍然是在延续过去的官方意见，尤其是“四库提要”的看法，如他说顾炎武“语以经济，实非所长”，显然就来自“提要”对《日知录》的评语：“(顾氏)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所不同的只是他提到了清末才广为流传的《明夷待访录》，但也仅仅提到其书“语多流弊”，并没有继续深入，而在龄昌的说帖中，就明确指出该书的“流弊”所在。
(7)、在这许多科中，傅青主最出名的当属妇科，他的著作《傅青主女科》就非常有名。在妇科疾病上，他抓住肾、肝、脾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处方多以补气血、滋阴养阳、调理肝脾为主，着眼于冲任二脉。
(8)、而且，对于皇权本身来说，这种设计也是有益的。顾炎武补充：
(9)、傅青主的一生跨越明清两个朝代。他精通的学问包括了经史与诸子之学、医学、内丹、道家、佛学、诗词、书法、绘画、金石、武术、音韵训诂……甚至包括美食领域。这里说的精通，是真的精通，而非仅仅涉猎。几乎每个领域，傅青主都有高品质的著述和作品。
(10)、其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11)、(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江苏省曲艺家协会评话评书艺术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演员)
(12)、傅山曾说，“老庄二书，是我生平得力所在，旋旋细字旁注，当精心探索，若省得一言半句，便有受用，可由入道”。他常自陈：“吾师庄先生”，还说“三日不读《老子》，不觉舌本软。"
(13)、不过，作为一代宗学大师，顾炎武的价值和意义可绝不仅局限于对于明朝的忠诚与大义。而是面对被残酷战争和朝代更替所整体性毁灭，几近消亡的中华文明的破碎与危机，他依凭自己瘦弱身躯，只身孤影，跨马远行，历尽艰辛，求道四海，真真是“行踏幽燕、叩过京畿、盘桓青齐”，“考证典籍两万卷，手录数十帙……以复兴经史、继存绝学。”
(14)、一年多来，我反复读了《顾炎武文》。这是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的“国学丛书”中的一种，我有幸参与了它的新编校订，感到很有收获，下面谈些体会和思考，与各位分享。
(15)、于是乎，等而下之，愈演愈烈。即“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
(16)、第4段不足500字，几乎全是引用史料，作者自己的话不足20字，但事实可信度高，透点要害，鞭辟入里，典型性极强。“后唐”总体成就有限，李亶在位不过八年，但这个“典型”足以说明“除贪”抓到点子上，是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
(17)、因此，傅青主将书交给了学生，让学生代他将医学研究成果流传下去。我们看陈士铎书中的序言，也着实奇怪，要么托名上古黄帝的老师岐伯，要么托名医圣张仲景，甚至假托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陈士铎，也写得老实，在每本书开头，都说明这本书不是我写的，是我的老师岐伯天师写的，我只是“敬述”而已。
(18)、如果我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充分自信，承认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而把东西方文明看成平等的，可以互补的，那么百年前梁启超的遗憾或可释然。实事求是地看，我以为完全可以认定，顾炎武是三百年前我国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在文化上“承前启后”的杰出代表。
(19)、孙家鼐的奏疏仍引《明夷待访录》反对“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话，指黄宗羲“总以汤武革命为分所当然”，可是“孔子一部《论语》，数称尧、舜、泰伯、文王，而汤武之事不多见”，而且还说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的话，可见孔子对汤武革命本有微词。孙家鼐更进一步说，“黄宗羲既以汤武革命为臣民应尽之义务，其流弊不可胜言”，一定会“启奸雄窥窃之心，长俗儒浮嚣之习”。(56)“以汤武革命为臣民应尽之义务”一语显得十分生硬，但所谓“臣民应尽之义务”的说法显然是从《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权利义务的明文规定而来。
(20)、(1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卷，“三先生崇祀”条，1924年南昌退庐刊本，第14页。
(1)、但是，顾炎武同时指出，前人制度内容的涵义不易确知，正所谓“六艺之精微罔析，群言之浩博靡穷”。其原因在于，文字本身已有巨大的变化。顾炎武指出：“自唐以后，文字日繁，不得不归一律，而古书之不复通者多矣。”即便文字本身没有变化，由于语音的变化，后人也不再理解前人文字的真义，乃至产生肆意曲解、擅自改经等种种问题。顾炎武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又说：“《诗》三百篇即古人之韵谱。经之与韵，本无二也。病在后之学者执韵而论经，其不能通，则改经而就韵。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歧乎……乃援今而议古，焉得不圆凿而方枘乎？”
(2)、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骡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
(3)、不过，严修等的奏折主要是为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辩护，他们所列举的“国家推行之新政”，未必全是“故儒已发之微言”，至少如王夫之就从未说过要“罢科举”，而“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也主要是顾炎武的主张。这里综合了顾、黄、王三人的学说，将三人当成了一个整体。这种一概而论的笼统说法，反映出三儒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他们各自的具体学说如何已经并不重要，三人被当作“一体”来看待，共同构成了新兴政治理念的历史符号。
(4)、他的《日知录》，是倾三十年之力结出的文化硕果。尽管这部经典有些艰深，但顾炎武坚信它必能“活”在有志于国家富强者的实践中。他目的十分明确，始终把天下人日子过得好一些作为“知”与“行”的最高追求，《日知录》的许多内容也确实被后世的仁人志士见诸于行，除贪、倡廉、树立良好作风等等都是。《日知录》的写作，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坚持实事求是与辨证思考的深度结合(可参见《日知录》“经术”部分关于《易经》辩证精华的许多阐释)。因此《日知录》不仅是三百年前一座巍峨的文化高峰，其生命力也必将“活”在“抚世载物”者利国利民的实践中。不过，顾炎武认为这并不容易。《与杨雪臣》信中对“道之难行”的无奈，说明顾炎武深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条件并不具备。
(5)、(68)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卷，第1页，又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94页。
(6)、宁枉勿纵——商鞅谓之：刑用于将过，则大奸不生。韩非子谓之：禁奸于未萌。
(7)、这当然也是因为两宋亦重视基本伦常与教育的缘故。所谓“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
(8)、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9)、道亭林之学在康乾“盛世”年代难于大红。随着王朝逐渐由盛转衰，慢慢被加热之势则显然有迹可循。据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所写的序言，从亭林手订初刻本(八卷)到潘次耕新刻重刊本(三十二卷)问世之后，历五朝一百六十年间，至少有九十余位学者(间有名公巨卿)做过版本互校、文字订讹、考据注释的工作，影响深远，波及五六代人。由人物名单分析，前有乾嘉考据学派的重要人物，后渐参人经世学派早期人士，见证了“顾学”从一头单热(经学考据)到两头并热(经世致用)，正好同清学由第二波演进到第三波的学派变革同步相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史案情，再次说明中国文化的近世变迁(至1840年前后)向是“有渐无顿”，并无大动作，姗姗而前行，有变有不变，总以不大伤精气神根本为戒。
(10)、在这一背景下，赵启霖的奏疏以保存“国学”为基本的立论主旨。他首先提出“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大经大法，然后指出，“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不过大道之所以绵延不绝，还有赖于“真儒间出，相与昌明而扶植之”，他们理应受到后世的崇祀。国初的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已经从祀孔庙，除他们之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而三儒“其立身行己，皆于艰苦卓绝之中，具忠贞笃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应当予以一并从祀，“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贤希圣为心，自不至叛道离经，荡轶于礼法之外”，实可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6)
(11)、孔庙是意识形态的最高神殿，在它所代表的“道统”与政治权力之间，有交集，有争夺，也有屈服。在顾、黄、王从祀孔庙前后所经历的30年中，出现过对他们是否可称“传经卫道”的质疑、对他们政治立场的避忌、对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地方势力的警惕、对士人舆论的压制等等，但是形势的变化逐渐超越了这些阻碍的因素，最终将这三位新型偶像的神位送入两庑。单就他们从祀孔庙的历程来看，在传统的框架之下——无论是传经还是卫道、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无论是学问经济还是躬行实践——他们都不合乎从祀的标准，也因此被屡次驳回。但是，到了光绪末年的最后一次请祀，整个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已经达到了突破传统的临界点，这时三儒才获取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12)、为了尽可能地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将全作品中最重要的第四回完美演绎，连续4天，张建珍都在晚饭后,就开始从演员的角度仔细琢磨顾炎武的人物品格，并对唱腔字斟句酌地进行编排。
(13)、编辑： 杜冬雪 付佳佳 张向东 李春生 张子夏 何德能唐坤 徐伟 首林峰 翟文杨帆 黄凯丽 丁铁珍刘鹏宇 杜静国 黄赛瑜李景艳 朴龙 卢旨明 王潇 高红彪 庄伟伟 南博 李英丽 张平 张庆丰 张建宁张志强 张志聪 张斌 张新凯 张明 唐坤 徐良 徐伟 徐浩伦 刘玉香 李凯城肖成波 樊秀云 黄嘉明唐旭辉
(14)、(27)《理藩部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16页。
(15)、(62)胡玉缙：《题顾先生祠卷子》，《许庼遗集》第1册，第67页。
(16)、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
(17)、优秀文化对于提升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极其重要。作为新江苏建设的排头兵，昆山的经济发展走在前列，文化也要与之适应。“顾炎武”作为昆山特有的文化资源，理应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随着昆剧《顾炎武》、中篇苏州弹词《顾炎武》等优秀艺术作品的陆续亮相演出，顾炎武的伟大思想将在这个时代得以进一步发扬，让千灯“亭林故里”“曲艺之乡”的美誉更加深入人心。
(18)、可能有人想问，为什么傅青主所学都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或许是这样，人的见地一旦达到某种境界，再来学习其他，就能一通百通。但凡涉及钻研的领域，境界品味都不俗。
(19)、包氏“顾学认知”之中，“凭臆之讥”“术疏之诮”八个字，机巧含蓄，形似说顾包两人事，实有所指，随感而发，只是不明揭人事而已。我们如若把它置于“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乃至儒学近世传播的长过程里，就能发现此语非常吃紧，关系到如何准确认知和正确应用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些基本规则，“非属细故"!
(20)、孙惕透露，在排演初期，作者和演员间有过交锋和争论，但经过演员们一轮又一轮的舞台化、口语化的二度创作过程，作品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排演出来，还到千灯面对老百姓进行了试演。通过演出看现场的效果，作者与演员再次进行调整和修改，最终才达到文学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位一体的最佳呈现。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日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2)、内容摘要：顾炎武被认为是“清学的开山祖师”，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个考据学家。如果赋予顾炎武的古典思想以现代的分析形式，可以发现，“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这两个短语概括了顾炎武的哲学宗旨。遗憾的是，前人讲“博学于文”多，而“行己有耻”似乎只是简单的“道德底线”“民族气节”而已。即便是“博学于文”，前人也只当作一种治学方法，跟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仿佛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博学于文”确立了体现古人经验的制度的重要性，而“行己有耻”则指个人须对已有的经验和制度进行甄别。而所谓“耻”，实际上即对名誉及公共评价的重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有机结合，才是顾炎武所提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亦即其法哲学的核心内容。
(3)、(19)《法部尚书戴鸿慈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4—5页。
(4)、小说中，傅青主一派宗师形象。出场介绍是这样的：“有一个三绺长须、面色红润、儒冠儒服的老人……老人名叫傅青主，不但医术精妙，天下无匹，而且长于武功，在无极剑法上有精深造诣。”
(5)、无论是“礼”还是“律”，都是古人念兹在兹，已经整理的。顾炎武说：
(6)、何况，除了医学，他还写了那么多不同领域的书，著述海量，学究天人，参照他的经历，真可算是开了外挂的一生。他自己曾写有两句诗，为“青主”注脚：“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傅青主，原先字青竹，后来才改为青主。